大家好，这里是「读舍FM」。今天我们要聊的书是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
根据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记载，有人问泰勒斯“何事最难为？”他应道：“认识你自己。”“认识你自己”这句话相传是刻在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的三句箴言之一，也是其中最有名的一句。
认识自己的过程痛苦艰难但又十分重要。1948年前后，中国的家国命运面临一场新的选择，当时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以各种形式参与到这场决定一个国家未来前途和命运的大抉择中。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初版于1947年在《世纪评论》上连载，共由14篇文章组成。这本书无意之中点破了一个未来新型国家构建的基础究竟应该是怎样的。
费孝通是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社会学人类学系。1936年底赴英国伦敦政经学院学习社会人类学，师从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1938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江村经济》，又译《中国农民的生活》。1938年夏回到中国，任教于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主持云南大学和燕京大学合办的社会学研究室。由于日本飞机不断空袭轰炸昆明市区，费孝通带领一大批学者在云南呈贡的魁阁，领导着对于中国社会和文化怀有极大兴趣的研究小组。费孝通可不是只知道纸上谈兵的学究，他深入乡野，跑遍了几乎整个中国，他的妻子更是在这途中不幸溺水身亡，自己也身负重伤。他自己通过实地调查去为学生们讲授“乡村社会学”这门课程，课余所留存下来的文字得到发表，成为了《乡土中国》这本书的原型。如果费先生的《江村经济》侧重讨论社会制度变革，那么《乡土中国》则在探讨与之相匹配的社会道德。
中国仍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就目前统计来看，中国依然拥有9亿农民。中国基层社会具有乡土性。这种乡土性并非单单是指物理空间意义上的土地这一方面而言的，而是指人和土地之间的一种最为紧密的连接。
农业耕种活动中既不向分工专业方面充分发展，农业本身也就没有聚集许多人住在一起的需要了。如我们所熟知的很多村落都是一个姓氏或者一个家族组成。中国社会向来安土重迁，乡民生来就被土地所困住的，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人的生老病死似乎都跟某一块土地的存在极为密切地联系在了一起，彼此之间不能够有哪怕是些许的分离，人生于斯、长于斯，最后又终老于斯，这就是乡土中国的一种生命循环，而由此种循环所构建起来的便是可以持续运转的循环社会。
在这样的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基于信用，而非契约。关于信用，有这么一则近乎德国油纸包一样的故事。西洋的商人到现在还时常说中国人的信用是天生的：说是某人接到了大批磁器，还是他祖父在中国时订的货，一文不要地交了来，还说着许多不能及早寄出的抱歉话。
除却这些神话，在对中国乡村特征的认识上，有不少乡村工作的人将“愚、弱（病）、贫、私”作为其征候，尽管对“弱”与“贫”有客观的标准可说，关于“愚”，费先生却有不同的观点。他认为“愚”是指农民不识字，可是从传情达意、传递世代间经验的工具性角度，以及农民所处的空间阻隔与时间阻隔的状态来看，特殊语言与文字的功能并无二致，相反在近距离沟通中更加有效。这个观点很有意思，反观现在我们大量工作通过互联网完成，大家聊天熟练掌握各种互联网用语和表情包，可是偶尔提笔写几个字却不知道怎么写了。
而在“私”字上，也就是自私，这几乎是中国人的“通病”。说起自私，我们自然想起“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这句俗语”。在乡下打扫卫生，就是把家里垃圾扫到街上就完事了。即使是在城里，费先生指出没有比苏州城里的水道更脏的了。为什么中国人会自私，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没有公私的概念。
费孝通先生把中西方的社会分别做了一个对比。西洋的社会有些像我们在田里捆柴，每捆柴就是一个团队，每个人就像柴一样分得很清楚，要么在这一个团体要么在那一团体里。如果同一团体中有组别或等级的分别，那也是事先规定的。
而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这是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一圈圈水波的中心，而这一圈圈的水波则是我们的由近及远的亲属关系。这种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所以我们中国有句话叫：一表三千里。离得再远，论起交情来，可能都是哪个朋友的朋友或者哪个远房亲戚。或者两人碰到一起套近乎，一看都是同姓，就会说：咱两五百年前是一家。
可是这种关系不是固定的。势力一变，就会树倒猢狲散。到极端时，可以像苏秦潦倒归来，“妻不以为夫，嫂不以为叔。”我们就会感叹：世态炎凉啊！中国传统结构中的差序格局具有这种伸缩能力。相声评书里常说的：穷人在十字街头耍十把钢钩，钩不着亲人骨肉；富人在深山老林，抡木棒打不散无义的宾朋。说得也是这种情况。
在西方神学观念中，只有上帝才是超脱于凡人的。在这种意志下，每个个人人格上都是平等才能确立，由此才能确定每个团体分子和团体的关系是相等的团体格局。团体不能为任何个人所私有。在这基础上才发生美国《独立宣言》中开宗明义的话：“全人类生来都平等，他们都有天赋不可夺的权利。”
在差序格局中并没有一个超乎私人关系的道德观念。孝、悌、忠、信都是私人关系中的道德要素。当然春秋战国时代墨子就提倡“兼爱”。他针对儒家“爱有等差”的说法，主张爱无差别等级，不分厚薄亲疏。孟子最反对的就是那一套。他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墨家的“爱无差等”，和儒家的人伦差序，恰恰相反，所以孟子要骂他无父无君了。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伦理纲常，就是人伦道理、三纲五常。我们儒家最考究的是人伦，伦是什么呢？古书《释名》对伦字的解释说“伦也，水文相次有伦理也”。通俗说伦就是水波纹的意思。这个说法就跟费孝通先生水波一样的差序格局这个说法很像了。
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一直期望一种上古时期的理想社会：这是一种老子所设想的小国寡民的社会，鸡犬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这种社会秩序无需外力来维持，单凭每个人的本能或良知，就能相安无事了。费孝通先生指出这种想法也并不限于老子。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概念在上个实际三十年代就逐渐形成了——美国还有大多数人信奉着古典经济学里的自由竞争的理想，反对用人为的“计划”和“统制”来维持经济秩序，而认为在自由竞争下，冥冥之中，自有一双看不见的手，会为人们理出一个合于道德的经济秩序来的。
所以对于负责地方秩序的官员来说，维持礼治秩序的理想手段是道德教化，而不是靠刑罚。自古以来，信奉儒家思想的官员就不断要求皇帝需要“德范天下”，也就是需要用自己的道德行为感化人心。长期的文化教育把外在的规则化成了内在的习惯。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在身内的良心。所以这种秩序注重修身，注重克己。理想的礼治是每个人都自动地守规矩，不必有外在的监督。先是克己，然后再推己及人。这种教化是从小就开始的，一个孩子在一小时中所受到的干涉，一定会超过成年人一年中所受社会指摘的次数。在最专制的君王手下做老百姓，也不会比一个孩子在最疼他的父母手下过日子为难过。
那我们这种社会是不是就是不民主的？费孝通先生认为，我们的乡土社会既不能说是民主也不能说是不民主，哪种说法都不恰当。如果硬要说的话，可以称之为长老统治。这个词在八九十年代经常会被提到。现在更常用的，应该是“家长式统治”。在这种权力下，传统的形式是不准反对的，但是只要表面上承认这形式，内容却可以经注释而改变。结果不免是口是心非。在中国旧式家庭中生长的人都明白家长的意志怎样在表面的无违下，事实上被歪曲的。虚伪在这种情境中不但是无可避免而且是必需的。对不能反对而又不切实用的教条或命令只有加以歪曲，只留一个面子。
在中国进入现代化进程后，乡土社会的传统习惯受到了冲击。现代中国要讲法治，这在传统社会中很难有基础。比如书中提到一个案例：一户人家，父亲带着两个儿子。父亲喜欢抽大烟，后来好不容易戒了。大儿子不错没染上这毛病，小儿子却不学好，也有抽大烟的毛病。小儿子想抽大烟，又怕哥哥说，就鼓动着父亲一起来抽。结果被哥哥发现了，就责打于他。小儿子就污蔑是父亲带着他抽的。大儿子就顺带着也说了父亲一顿。结果这么一闹，就闹到村子里找人评理。村子里评理自然是德高望重的老人。这评理的，把小儿子一顿说，说他不学好；把大儿子也一顿说，说他不孝顺；老父亲也没拉下，说他没好好管教好自己的儿子。最后就说他们一家子都不好，闹成这样，给整个村子丢脸。现在稍微有农村生活经验的人对这一幕可能都很熟悉。在这种熟人社会中把彼此间沾亲带故的双方闹上法庭来解决问题，这在传统社会中是很难想象的。
如今我们说中国正在不断的城镇化，大量年轻人走入了城市。这些北漂或者南漂的年轻人就跟老一辈的人产生了撕裂。这就是因为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城市是陌生人的社会，彼此之间靠契约建立关系。相处最多的不是亲戚而是朋友。这个朋友圈子可能随着你工作更换而更换。这跟过去以乡土熟人为基础的礼俗社会是完全不同的。
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搞清楚乡土社会这个概念，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具体的中国社会。当然，乡土并不是中国的全部，但是对于核心价值的讨论却无法避开对于乡土问题本身的追溯，这恰是《乡土中国》这本书的又一价值所在，也是我们今天还要不断去重读它的真实理由的所在。